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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

发布者: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发布时间: 2018-10-11 16:35


  【摘要】未来几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数字化潮流带来的剧变,这些变化正在将人、城市、国家和各大洲联结起来,同时也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聚集在一起,这就大大地提升了个人和集体的潜力。与此同时,科技和经济力量使世界也变得更加动荡、复杂和不确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如何面向学生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教育者面临的困境是,最容易教授和最容易测试的知识与技能,也正是最容易数字化、自动化和外包的。事实上,拥有良好的学术技能并不能阻止人们使用这些技能来摧毁、而不是推进他们的社会。这就归结到教育的核心:培养价值观,让学生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和导航工具从而能够自信地探索世界。下一代的年轻人还需要创造工作,而不是寻找工作,这需要好奇心、想象力、创新精神、复原力以及乐于从失败中学习。文章从明日教师和明日决策者的角度来审视数字化时代的教育要求,以鼓励和激发所有人来参与和发展未来学校所需的创新学习环境。

  【关键词】变革性素养 学习指南针 学校系统 教师发展

 

  一、剧变的时代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里,各个国家应该怎样帮助人们理解、参与和塑造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21世纪的发展背景和环境仍然充满危机,人口不断增长,资源持续枯竭,气候发生变化。我们需要着眼于下一代的需要,肩负着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与此同时,技术与全球化的交互也形成了新的挑战。第一是经济上的挑战。当下的工业、组织和专业已经不断分解和自动化。对于业务精细和产业外包的大公司,或者对于灵活机动的互联网业务来说,收益是很高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零工经济使就业更加脆弱:没有福利、保险或养老金的临时工合同。创业型经济虽然已经实现了新的增长,但代价却是经济不平等的扩大。第二是社会层面的挑战。人们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许多人跨国从事工作,也有人因为战争和贫穷被迫迁徙。随着信任腐蚀、社会资本削弱、公民社会受到破坏,我们生活的社区还将变得怎样的多样化?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到,我们生来便具有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这是对我们的家庭或其他有着共同经历、文化规范、共同目的或追求的人的一种归属感。但是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和努力来创造出一种“弥合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通过这种社会资本,我们可以分享经验、思想和创新,在不同经验和兴趣的群体之间建立共识,并增加对陌生人和机构的信任度。一个能够培养弥合性社会资本和多元主义的社会一般比较有创造性。因为他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借鉴和吸引最好的人才,建立多重视角,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第三项挑战是可持续发展。30多年前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我们的发展既要满足当前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求和能力。在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过度消费和人口增长的当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当前,我们已经把许多最好的人才聚集起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开发绿色技术,重新设计系统和思考个人生活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2015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所带来的挑战是紧迫的,但也是休戚相关和鼓舞人心的。

 

  当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实现更平衡的世界之时,复原力却指引着我们在不平衡的世界中寻找应对方式,认识到世界存在不断的不平衡。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已经不清楚事情会如何发展,我们常常感到惊讶,常常需要从不寻常中吸取教训,而有时在前进路上我们也会犯错误。如果理解得当的话,这些经常出现的错误和失败,也是在为学习和成长创造条件。培养认知、情感和社会层面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可能是现代教育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它几乎影响到教育系统的每个部分。要培养这些能力,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复原力不是一项先验的人格特质,而是一个可以习得和发展的过程。在21世纪,教育是帮助个体、组织和系统在不可预见的混乱中生存乃至发展的关键工具。在集体层面,教育也可以为社区和机构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持续变革提供所需的灵活性、智力支持和响应能力。

 

  这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破坏性因素对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复合影响加速着人类的体验。这也是一个政治竞争的时代,广大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在基于开放边界、自由市场和可持续未来的公平框架内,协调个人、社区和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因此,教育决定了未来几十年我们的个人、国家和地球能否做得更好。每个经济时代都有其核心财富。农业时代的核心财富是土地,工业时代是资本,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人的知识、技能和品格。有人说,数字化的加速将使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有时,我们也会觉得,是我们首次面临这样的一个时代——科学技术摧毁工作的速度快于它创造工作的速度。

 

  在工业革命之前,教育和技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但是,当技术领先于教育的时候,广大人民被甩在技术之后,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社会疼痛感。各国政府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逐步推动每个孩子的教育,最终教育领先于技术。目前还不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将会如何快速地向前发展。但我们至少应该做的是,设计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善用时代资源的教育。面对以往任何挑战,人类不一定是被动和懒惰的。我们有作为人的能动性,能够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采取行动。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责任心和有能力的人,我们需要拥抱一个绝对不确定的未来,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二、变革性素养

 

  在这个时代,学校里所学的东西再也不够用一辈子了。教育要为人们提供可靠的指南针和导航工具,能够让人们在日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由于未来的工作将把计算机智能与人类的知识、技能、品质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这也将为我们的创新能力、意识、道德判断和责任感提供空间,使我们能够利用机器塑造更美好的世界。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国家通过课程设计领域的新框架(也被称为“教育2030”框架)所得出的结论。毫不奇怪,学校越来越认识到培养伦理、品格和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并着力培养一系列社会和情感技能,如同情心、同理心、专注力、目标性、责任心、合作和自律。

 

  在“教育2030”课程设计框架中,OECD国家将创新价值、调解矛盾以及担当责任放在了中心位置。创新价值指的是创造、制作、产生、形成的过程,以及带来具有内在积极价值的革新性的、新颖的、原创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创新精神,准备冒险、尝试,而不用担心失败。支持这些素养的构念是想象力、好奇心、毅力、合作和自律。而创新价值的素养也决定了年轻人对塑造未来的自主参与。

 

在一个不平衡的世界里,结合当地情境和国际背景,调解矛盾需要年轻人善于处理紧张局势、困境和取舍。在具体情况下,要在平等与自由、自治与社区、创新与延续以及效率和民主程序等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很少有单一的选择或者解决方案。个体需要以一种更为综合的方式思考,避免过早地建立关联和下结论。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移情、适应和信任。

担当责任是前两项素养的基础。处理新颖性、变化性、多样性和模糊性的前提是,人们可以在强有力的道德指引下独立思考。同样,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需要个体考虑其行为后果,评估风险和回报,并承担其工作和成果附带的责任。这也意味着责任感、道德和智力的成熟。这需要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个人和社会目标来反思和评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学;以及对或错。对具体的情境中对错、好坏的感知和评估涉及伦理与道德,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拷问规范、价值观、意义和限制的问题。这项素养的核心是在个人、人际、社会责任领域的自我调节概念,这就提出了自我控制、自我效能、责任、问题解决和适应能力的构念。

 

  (一)知识

 

  上述变革性素养建基于知识、技能和价值。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共识,即所知只是想知的一小部分。然而现在,只要我们想知道什么,谷歌或微博都可以立马告诉我们。尽管如此,OECD的学习框架仍然认为知识本身起着核心作用。那什么样的知识能够丰富人类生活并使其富有成效呢?以下这几种类型的知识似乎是相关的:跨学科知识,运用多个学科视角(不同学科)来看待现实问题、现象和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跨学科知识深度根植于学科知识本身。认知性知识,即对每个学科所特有的思维过程和信念的理解。认知性知识可以通过以下问题来培养和启发:“这个学科我在学什么?为什么要学?”“在现实生活中我如何使用这些知识?”“这个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如何思考?”程序性知识,即通过了解事情是如何完成或实现——达成某一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或行动——而发展起来的知识。有一些程序性知识是特定领域的,也有一些是跨领域的。它通常是通过实际的问题解决而发展起来的。

 

  (二)技能

 

  认知技能是一组运用语言、数字、推理和所学知识的思维策略,包括言语和非言语技能、高阶思维技能、有效使用执行功能(特别是工作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离不开元认知技能,即对自身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的认知能力。社会和情感技能是一组个人能力,表现在持续性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模式中,它们有助于平衡和磨练个性以及培养品格。身体和实践技能是一组运用身体工具、操作和功能的能力,包括手工技能、生活技能、专业技能和协调机能的技能。

 

  (三)态度和价值观

 

  态度是可以被塑造和改变的,而且通常认为态度比其他个性特征(诸如性格或气质)更持久和稳定。与人格倾向和价值观相比,态度被认为是独立的,而且更具延展性。除了评价性维度(正面或负面)之外,态度还具有情境性,即对特定对象有特定的表现方式。价值观指的是一系列指导原则,它指导我们能够判定特定信仰、行为和行动好坏与否、可取与否。价值观是通过探索和实验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不断理解他们的经历并完善他们的信仰。价值观超越具体的行动和背景,是对在不同情境下应该做什么或想什么,而建立起来的规范的指令,从而指导个体的态度、判断和行动。需要指出的是,拥有良好的学术和社交技能似乎并不能阻止人们使用这些技能来摧毁而不是推进他们的社会。这就归结到教育的核心:培养价值观,让学生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和导航工具从而能够自信地探索世界。

 

  诚然,价值观培养对众多学校而言都是一个难题。要想成功地培养价值观,就必须在社会的共同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如尊重、同情和容忍,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妥协的价值观念;同时还要赞赏社会的多样性以及认可多样性所产生的多种价值。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偏离太远都是有风险的:强制推进价值的人为统一不利于培养人们认可不同观点的能力,过分强调多样性又会导致文化相对主义进而质疑任何核心价值的合法性。这种平衡,对于课程决策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在课程决策的讨论中回避这个问题,就意味着在未加思索、没有足够支持的情况下,给教师肩上添加额外的难题。

 

  如果教育只局限于学术知识的传播,那么在与电脑的竞争中教育很有可能将人类置于劣势。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核心的人性特质,进而让教育领先于技术和社会发展。教育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涉及人类知识和学习的;应该是美丽的,涉及创造力、审美和设计的;应该是向善的,涉及道德和伦理的;应该是公正而有序的,涉及政治和公民生活的;也应该是可持续的,涉及自然和身体健康。

 

  新加坡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把价值观明确地放在课程框架中心的国家。新加坡把学校教育的重点放在尊重、负责、抗逆、诚信、关爱与和谐这些价值观上。这些价值观旨在塑造学生的品德素质,如自我和社会意识、关系管理、自我管理和负责任的决策。事实上,新加坡的这个框架将品格特质表述为“价值观行动”。总的来说,新加坡的课程框架旨在培养自信的人、自主的学习者、关心的公民和积极的贡献者。新加坡的学校使用该框架来设计课程和课程计划,从而帮助学生培养必要的素养。此外,每个学生都需要参与“价值观行动”计划,以养成一种社会责任感。然而,即使在新加坡,这仍然是一种期望,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地反映了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三、让学习成为指南针

 

  素养培育的能力本身是通过采用有序的反思、预判和行动而习得的。反思性实践是一种在决策、选择和行动时采取批判态度的能力,放下自己的已知或假定,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预判需要调动认知能力(如分析或批判性思维),来预测未来可能需要什么,或今天采取的行动如何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反思性实践和预判都促使人们积极采取行动并承担责任,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塑造和改变事态的发展。这是一个模型,它说明了能动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提出,通过预判、行动和反思,我们就能集合各种素养,敏锐、敏感且负责任地融入整个世界。这意味着为了培养使我们融入世界的各种具有内在关联的素养,我们需要通过反思性实践、预判和行动过程,来调动各种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

 

  四、课程设计的原则

 

  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在通往变革的道路上,似乎总有强大的拦路虎阵营:父母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考试会不及格,不轻信任何承诺“学得少,考得好”的方法;教师和工会可能会担心,如果把社会交往和情感教育也纳入教师工作,那么对教师的评估标准可能就不只是看他们教了什么,还要看他们的为人处世了;学校管理和决策者则担心,他们会失去管理学校和学校系统的各种熟知的手段,因为成功的标准从易于量化的知识内容,变成了对学生内在素质的信任,而这些素质可能到学生毕业时,也不会完全表现出来。对于这些问题,要交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就需要采用新方法来设计现代课程。

 

许多国家对此已纷纷作出回应,即在不太难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科目领域,以回应日益丰富的知识与有限的学习时间。但是,这往往会导致课程负担过重,并造成“泛而不精”的学习体系。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在多个国家,学习时间与学习成果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而一些国家以跨学科方法为名,希望在传统课程领域整合新项目、课题和主题,以拓宽学习体验。不过,也有一些其他国家减少了学习资料的数量,从而为深度学习提供更多的空间。

我们需要的是,在“协商的”和“专设的”课程之间,必须保持谨慎的平衡。公众的信任和专家的参与不仅是为了实现课程开发过程中的包容性,而且也体现了课程和教学系统的质量和学习成果的社会价值。但找到合适的平衡并非易事。举例来说,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技术,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现今的学生是否应学习编程。尽管我在全球各地学校里看到很多有趣的案例,但我对此仍然持怀疑态度。其风险在于,如果这么做,我们就会再次教学生,用今天的技术来解决明天的问题,更何况这些技术在他们毕业时,可能早已过时。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更深刻地理解和融会贯通数字化社会的基本概念,而非迷失于当今五花八门的数字工具。

 

  课程设计的原则对解决负担过重、时间滞后问题都很重要。这些原则还能确保课程的变革使所有学生、而不仅是少数人获益。另外,变革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更广泛的整体学习体验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以下相关设计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learner centrality)。课程设置应该围绕学生进行,确保他们充满动力,并考虑他们已学到的东西。

 

  ●真实性(authenticy)。学生应能将他们的所学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并感受到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严谨性(rigor)。围绕高水平的认知需求来组织教学内容;课程重点应放在对概念的深度理解上,优先考虑内容深度,而非广度;确保一致性,在科学理解学习进阶与人类发展的基础上,有序安排教学系统。

 

  ●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应让学生有机会探索某个课题或概念如何与学科内或跨学科的其他课题或概念相联系。面临的挑战是,学生如何坚持学科学习,同时又能瞄准跨学科学习和多角度观察问题的能力。

 

  ●灵活性(flexibility)。课程设置不应是一成不变、预先设定好的,而是有适应性、动态的,使学校和教师能兼顾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学生的个人需求。

 

  ●一致性(alignment)。课程设置应与教学和评估保持合理的一致。

 

  ●迁移能力(transferability)。应把重点放在可以举一反三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上。

 

  ●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课题应结合多学科的概念和内容。

 

  ●选择性(choice)。应该为学生提供各种课题和项目,供他们选择,并提供他们需要的支持,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个人选择。

 

  ●参与性(engagement)。教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及早参与课程开发,充分运用他们的想法,赢得对课程实施的支持。

 

  五、成功学校系统的新面孔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学生的积极主动、进取、全身心投入、时刻准备迎接现在甚至未来不可预知的挑战呢?在传统学校系统下,一般是教师去教室按既定的教学内容,传授学科知识。在一些卓越的学校系统中,一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正在崛起。在这种模式下,老师们有各种工具和支持,引导学生更好地探寻个人发展道路。关于学生应该做什么,有明确的目标,而教师则被期望有更多的专业独立性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

 

  过去的教育,重在吸收前人的智慧;未来的教育,则重在开创个人的智慧。过去的教育是分化的——教师和教育内容被各种科目所分隔,学生则因其未来期望而被隔离。过去的教育也可能是孤立的——学校旨在让学生闭关修炼,两耳不闻窗外事,缺乏家庭的接触,也不愿与其他学校合作。未来的教育需要整合——强调学科整合、学生整合。未来的教育需要互联——学习与现实环境和当代问题相联,并融入社区中的丰富资源。过去的教学,以学科为基础;未来的教学,更需要以项目为基础,以积累经验,帮助学生进行跨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思考。过去的教育,是分层的;而未来的教育有更多的协作,承认老师和学生均为资源,也是共同创造者。

 

  过去,用相类似的方式教不同学生。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法来满足多样性的需求。过去,以课程为中心;未来,以学生为中心。过去的目标,是标准化、规范化,学生在各自年龄组中,按照统一标准课程进行教育和评估;未来,则是个性化的教育体验,旨在从学生的热情和能力建设方面,指导、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评估,以增强参与性,促进人才的发展,并鼓励学生的创新。这不仅能解决教育的弊端,也有助于一些才华横溢的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过去,学校就像技术孤岛,科技往往局限于仅用来支持现有实践,而学生们吸收、使用技术的速度往往比学校更快。未来,学校将充分利用技术潜力,将学习从过去的惯例中解放出来,以全新的、强有力的方式,把新的知识来源、创新应用程序及其彼此关系与学习者联系在一起。未来,学习是参与。

 

  我们要深刻理解学习不是一个场所,而是一种活动。学校系统要承认每个人的学习是不同的,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其学习方式也是不同的。学校系统要开辟新的路径,帮助学生以最有利其进步的方式学习。政策重点应放在学校系统的成果上,而不是争论如何提供教育。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内部审视官僚的结构,转为向外寻找下一位老师、下一个学校、下一个教育系统。强大的学习环境要不断创造协同效应,并寻找新途径来加强专业、社会和文化资本。强大的学习环境要与家庭和社区、高等教育机构、企业,特别是其他学校和学习环境一起,建立创新的伙伴关系。

 

卓越的学校体系并非一味强调学校管理层的作用,它重视的是学校系统各层面的领导意识、学校领导的支持以及提升教学和权力下放的质量。这包括课程和教学计划的协调、教师实践的监督和评估、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和协作式工作文化的支持。过去,重视质量控制;未来,则更关注质量保证。时不我待,是时候探索这些因素对学生、教育者和教育领导者的影响了。

六、这对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对教师持续走高的期望

 

  人们对教师的期望很高,而且还在持续走高。我们期望他们对他们所教的内容、他们教的对象有深入且广泛的理解,因为教师的所知与所行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教师的期望比他们当时应聘的职位所描述的要多得多。我们期望教师富有激情和同情心,遇事考虑周全;我们期望教师以学习为中心,鼓励学生的参与和责任担当;我们期望教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背景和语言做出有效的回应,促进宽容与社会团结;我们期望教师为学生提供持续的评估与反馈,并确保学生感受到重视与融入,确保学习是合作性的;我们还期待教师自身的团队合作,期待他们与其他学校和家长合作,一起设定共同的目标,并规划与监督这些目标的达成。

 

  如今,与学习者是“联结”在一起的教师也面临着来自数字世界的挑战——从信息超载到剽窃,从保护儿童免受欺诈、隐私侵犯或网络欺凌等在线风险,到设定充分而恰当的媒体膳食。我们期望教师能够教育孩子成为互联网服务和电子媒体的反思性消费者,做出明智的选择,规避有害的行为。但我们的期望还不限于此。成功的学习者背后一般都有一位真正关心其人生的导师,他会帮助学习者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热情和强项,他会教学习者热爱学习、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并视之为终身学习基础,他会帮助学习者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这些层面的教师素养是难以比较与量化的,但设计一个培育这些素养的工作组织及支持文化能够帮助公共政策有力地推动有效学习。

 

  (二)为教师提供支持的数字技术

 

  有些人认为数字技术会使教师这一岗位变得多余。但是,教学的核心始终是一种社会关系,教学似乎是存在时间最为持久的社会活动之一。因此,我们将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能够培育和支持终身学习的人。不过,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数字技术很可能会取代教师现在所做的许多工作。即使教师的工作永远不会被数字化或外包到其他地方,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任务已经以目前的形式被技术外包。数字技术使我们得以重新应对人们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在哪里学习以及何时学习的问题,以及如何丰富、放大和拓展优秀教师与教学影响力的问题。伟大的数字技术尽管永远无法取代糟糕的教学,但它能为传播优秀的教学创造机会。技术使教师和学生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多种方式获得取除教科书外的专业资料。技术创造出新的知识生产协作平台,让教师分享和丰富他们的教学资源。

 

  也许最重要的是,技术可以支持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范例——技术促进体验式学习,促进基于项目和探究的教学方法,促进实践活动和合作学习,并提供形成性、实时性的评估。还有一些有趣的例子展现了技术如何支持基于远程虚拟实验室的学习,基于交互式、非线性课程的教学设计,用于开展实验和模拟的复杂软件、社交媒体和教育游戏。这正是培育21世纪技能所需的学习环境。一位教师现在可以教育和激励数百万名学习者,并在全世界传播他们的想法。也许技术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不仅为学习者或教育者个体服务,而且可以以学习为中心,建立一个基于协作的生态系统。技术可以建立学习者社区,让学习更具社会性、更有趣味性,因为合作学习能够强化目标导向、动机、持久性和有效学习策略的发展。同样,技术可以建立教师社区,让教师不仅可以分享和丰富教学资源和实践,而且还可以在专业成长方面展开合作,让专业实践变得制度化。技术还可以帮助领导者和政府开发和分享有关课程设计、政策和实践的最佳实践。

 

  (三)建立信任与分享的文化

 

  大数据还可以支持我们重新设计教育。想象一下,一个能够有效分享所有集体智慧和经验的教育系统将是多么的强大!但是将教育数据投入公共空间本身并不会改变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及学校运作的方式,这是许多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令人沮丧的结论。人们可能拥有数据,但他们也可能做不出任何改变教育实践的事情。将数字废气变为数字燃料,并利用数据作为催化剂来改变教育实践,需要摆脱我们教育系统的“只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信息以无法改变的方式呈现。这会涉及透明度与协作的结合。教育机构工作的方式往往是,某些位居行政部门的专家决定影响成千上万学生和教师的教育内容、规则和条例,而很少有人能够了解这些决定是如何作出来的,并因此会盲目地追随或忽视这些决定。

 

  如果我们能公开这些决策背后的数据,并且能够使教育创新者尝试和创造一个“创客”文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大数据来创造“大信任”。“共享消费”的力量是惊人的。当下已经有很多网络市场,人们与陌生人分享他们的汽车,甚至公寓。共享消费已经使人们变成了微型企业家,而其内在驱动力正在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在商界,值得信赖的陌生人在各种各样的市场上都有联系,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系统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声誉指标,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同行和建立信任。

 

  作为在2012年PISA测试中夺魁的教育系统,上海对技术的运用值得借鉴。上海教师在课堂上对技术的使用非常谨慎,很有选择性,但在专业发展的实践中,他们对技术持开放的态度。当我在2013年访问上海时,我看到教师使用网络平台来分享彼此的教案。这一做法本身并不罕见,但网络平台与声誉指标的结合使得它与众不同。其他教师下载某一课程的次数越多,或批评或改进的意见越多,分享这一课程的教师声誉就越高。在一学年结束时,校长不仅要问教师教学生教得怎么样,而且还要问教师为提升这一职业以及更广泛的教育系统做出了什么贡献。上海的尝试不仅是识别和分享最佳教学实践的精彩范例,而且也是一种比绩效薪酬更为强大的职业成长和发展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上海创建了一个庞大而开源的教师社区。利用人们分享、协作与得到认可的愿望,这一方式激发了教师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为技术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所以通过指挥和控制而创造的垂直价值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价值是水平创造的,即通过我们的联结和协同工作。

 

当家长接受教育质量的调查时,很多人认为学校系统的整体质量不高,但却认为他们孩子的学校质量是好的,无论这些学校的绝对成就如何。我们相信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因为我们熟悉这些学校。我们相信这些学校里的教师,是因为我们了解他们,而我们对陌生人却没那么信任。然而,数字时代让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丰富和宝贵的社会资本。像上海采用的那种声誉标准所做的是给予陌生人面子与身份,因为如此多的其他人也正做同样的事,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

 (四)教师拥有专业的重要性

 

  不过,这场有关教学的争论之核心并不是技术,而是所有权。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对其专业实践有所有权的教师职业。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声称自己无法给教师和教育领导者更多自主权,因为教师和教育领导者缺乏行使这种自主权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此话不无道理。但是,这种说法仅仅是延续工业教学模式的思路——教师只会继续游离在外,就像一个只会给汉堡包加热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厨师一样。

 

  相反,当教师对他们的课堂有拥有感时,当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有拥有感的时候,那往往就是学习富有成效之时。所以答案是要同时加强信任、透明度、专业自主权以及行业内的协作文化。当教师行使所有权时,困难的是要求他们怎么做,而不是他们要求自己怎么做。2011年,荷兰教育部制定了由教师主导的专业标准。起初,政府担心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可能会牺牲必要的严谨性,最终的标准可能是最低的样子。但事实正好相反。荷兰的任何一个政府所制定的标准,都不可能像行业自身制定的标准那样严格。

 

  我们可以从这一案例中学到很多东西。首先,让教师参与专业标准的制定是建立专业知识的好办法。确实,要让教学标准与教师息息相关,且被这个职业所有,教师在发展和承担责任方面的主导角色就非常关键。教师参与教师评估的设计,这对任何评估系统的有效性来说都至关重要。邀请教师参与是对他们的专业精神、技能、经验以及责任之重要性的认可。如果在评估的过程中征求教师的意见,他们对评估这一事件将会更易接受。因此,评估系统的设计者需要与教师专业组织以及优秀教师合作,毕竟,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对保持自己专业的标准和声誉具有真正的兴趣。

 

  但是,教师拥有自身专业的所有权之所以是一个必备的条件,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学校系统的变革速度。将政府制定的课程转化为课堂实践,即使是最有效的尝试,也会滞后十年,因为通过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来传达目标和方法,并将其构建成教师教育的常规方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已经不够理想了,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所学与教师所教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弥合鸿沟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教学专业化,即让教师不仅对课程作为一种“产品”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还知悉课程和教学设计的“过程”,以及实现课程理念的教学方法。学科知识将越来越淡出教学的核心,而越来越成为良好教学的背景。

 

  学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应对那些对未来的年轻人有意义的变化。传统的基于内容的课程需要被快速传播的知识创新所取代。今天的课程大部分都是为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静态世界而设计的。这些类型的课程可以通过工业化的途径提供,而且并不需要教师对教学设计有任何专业的见解。那已经不够好了。随着指令性教学方法的弱化,课堂实践者的地位需要加强。虽然政府可以制定方向和课程目标,但教师自己需要负责教学系统。

 

  然而,增加专业自主权也意味着对个体独特做法的挑战。它意味着每一位教师都要放弃自己的做法,使用被公认为有效的做法,使得教学不仅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这就是上海教师合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而矛盾的是,高度标准化的、工业化运作的教师组织往往让教师独守课堂。百分之零的学校自主意味着百分之百的教师隔离——让他们独自待在紧闭的教室门后。因此,我们的挑战在于让每一位教师都从自己的做法转向专业认可的有效做法。我们不应该把自由当作独特性的挡箭牌。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飞行员,你告诉乘客说,你所受的训练是要迎着风着陆,但这一次你想尝试顺风着陆,乘客会感到非常焦虑。

 

  七、鼓励教育之外的合作

 

  当其他领域看到生产力增长放缓时,他们就开始寻求创新。教育领域也同样如此:比较研究指出教育领域的创新水平与其他领域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核心问题可能不在于创新的数量,而在于创新的相关程度、质量以及从理念形成到产生影响的速度。创新在不断地发生,但是它极少关注到学习的核心问题;即便它开始做时,其传播速度也极慢。

 

  即便拥有良好的知识,很多教育从业者仍不相信科学和研究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大多教师认为好的教学是建立于灵感和天赋的个人艺术,而不是职业生涯中可以获取的一系列能力。然而,将这一问题仅仅归咎于教师,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往往要追溯到政策层面,因为政策上的确没有提供激励机制和资源使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法规化。因为教育还没能建立起一个专业实践体,甚至没有像其他专业一样有一套共通的科学语言,所以教育实践仍然是缄默的,不清晰、不可视、孤立和难以迁移。对好的知识的投资必须得到优先权,这一投资也将带来巨大的回报。

 

  为教育创新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十分重要。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教育产业的规模大小、市场状况和创新强度,就很难建立起一个产生和传播创新的业务部门。政府可以帮助把理念付诸实践,增强专业自主和合作文化,使好的想法得到提炼和分享。政府还可以提供资金,建立激励机制和加强机制运转的可视化和需求的信号。但单靠政府也只能做到如此。硅谷的运行是因为政府创造了创新的环境,而不是政府做了创新。同样,政府无法直接在课堂上做创新。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开放系统,营造出创新的友好型氛围,这样变革的理念才会遍地开花。这意味着鼓励系统内部的创新,接纳来自外部的创造性理念。更多这样的开放系统和环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教育还需要更好地确定变革的关键因素并予以支持,要找到更有效的方式去拓展和传播创新。这也涉及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识别、奖励和展示成功的做法,来尽一切可能使创新者更容易承担风险,以及鼓励新想法的产生。我们第一次TALIS教师调查中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显示:工业化国家有四分之三的教师都认为其工作环境本质上是反对创新的。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那么这一切将不可能改变。

八、重新设计评估

 

  学生考试的方式决定了课程和教学的优先次序,因而对政策和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测验总是会让我们思考什么是重要的。实际上,测验理应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学生,老师和学校管理者都要关注到要测验什么内容,据此调整课程与教学。一些人认为评估只择取了学习结果的某些维度,因而评估是有局限性的。这显然是正确的,但这个问题也存在于包括观察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测量。如果你向警方调查人员询问证人证词之间的分歧,或者考虑老师的性别偏见或社会背景偏见,你将看到观察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因此,问题就变成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估,确保其成为了解学习结果的一个关键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教师和政策制定者能够把握住教育发展的脉搏。因此,课程与教学系统改革是否成功将取决于评估系统的整体重新设计。

 

  麻烦的是,许多评估系统与对年轻人的技能要求不一致。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大家都能快而准地回答学校测验的大部分题目。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比智能手机聪明的话,那么测验就要考虑学生是否能够从已知的内容中提取信息,然后运用发散性思维,并能在新的情境下创造性地使用它们。目前,大多数测验不允许学生上网,因为担心他们会在网上查找题目的答案。未来的评价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是:鼓励学生上网获取最前沿的知识,同时又不损害评估结果的信效度。同样,测验中最糟糕的违规行为是与旁边的人交头接耳。然而,现在的创新越来越少是个体孤立工作的成果,而更多是我们如何分享和联系知识的结果。未来的测验不应该因为学生和其他人合作而取消其考试资格,相反,应该鼓励他们这么做。

 

  此外,我们应更努力地缩小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传统上将教育者和决策者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终结性评价通常是在课程单元结束时对学生进行的测验;而形成性评价通常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实施,更多的是一种诊断的方法,旨在说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而不是直接告诉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需要找到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两种测验方法所具有的要素结合起来,因为现在完全有条件建立起从学生到班级到学校到地区到全国甚至到国际层面的具有一致的多层次和实时性的评价体系。一个好的测验应当是反映学生思考、理解以及问题解决策略的一个窗口。现在的数字化评价(如PISA)使这些成为可能,他们不仅抓住了学生回答问题的正确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路径。

 

  重要的是,测验需要为学习者和教育者提供更好的实时反馈,从而使数据成为提高学习效果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当教师可以理解评价所揭示的学生思考过程时,教师也将不再把测验看作是教学之外的事,不再认为测验占用了宝贵的学习时间,而是将其视为辅助学生学习的工具。尤其对于学校管理者、决策者、教师而言,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

 

  九、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

 

  如果对能够积极回应和负责任的领导者们再增加一项要求的话,那就是“放眼看世界”的必要性。显然,实行国际基准测验并将测验结果纳入政策和实践中需付出持续而巨大的努力,而这正是优质教育系统通常具备的特征。芬兰在努力成为世界教育系统佼佼者的过程中,就将自己和其他教育系统的表现和实践进行比较。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就访问了西方各工业化国家的首都,并且决定将这些国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文明带回日本。自此,日本开启了其长居世界前列的时代,而比较和学习其他文明的做法持续至今。当邓小平领导中国时,中国开始登上世界工业化舞台,他引导中国教育机构与世界最好的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这些教育机构的政策和做法引入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完成了日本在一个世纪前所做的事,但其重点更加突出,纪律更加严明。与这些持开放态度的国家相比,也有一些对PISA持有怀疑态度的国家,一旦测试结果表明他们的教育系统表现得不如别国,他们就认为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是丢脸的。各国是否取得进展的关键区别可能就在于此。有些国家和他们的教育系统将其他不同思维方式视为威胁,而有些国家则向世界开放并愿意向世界上最好的经验学习。

 

  (崔允漷教授多次对译稿进行了校对,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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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德 安德烈亚斯·施莱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与技术部部长(巴黎 75016)

译者:王涛 肖思汉 雷浩 黄小瑞 王涛,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后(上海 200062);肖思汉,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讲师(上海 200062);雷浩,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62);黄小瑞,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讲师(上海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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